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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風雲人物敘評:蔣介石的反省

  • 作者: 賀平
  • 來源: 古榕樹下
  • 發表於2021-04-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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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  共產黨和國民黨,在中國近代政壇較量了幾十年,最後以共產黨奪取政權、國民黨退守台灣而結束。雙方的勝敗,是全方位的,政治、軍事、經濟、文化、意識形態等等,但最直接的是軍事,共產黨是“馬上”得天下,國民黨是“馬上”失天下。蔣介石曾對此作過很多次反省,尋找原因,總結教訓。但他從不“反躬”,總是將失敗的原因推給別人,甚至推給馬歇爾、司徒雷登、杜魯門,自己就像墨索裏尼,“總是有理,現在有理,將來有理,永遠有理”。現在網上常常為蔣介石歌功頌德,比方有人說蔣介石有政治風度,他雖然是被毛澤東打敗的,但他從來也不怨恨毛澤東。其實他這並不是什麽政治風度,他能怨恨毛澤東嗎?他和毛澤東是雙方最高軍事統帥,如果他怨恨毛澤東,就等於承認國民黨失敗的原因是他在軍事指揮上敗給了毛澤東。然而,作為黨的領袖、軍隊的統帥、政府的首腦,集黨政軍權於一身,他難道對國民黨的失敗就沒有責任嗎?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,他不僅都要負責任,而且還都應負主要責任。

      蔣介石常說,他不是被共產黨打敗的,而是被自己人打敗的。他說的這個“自己人”,就是國民黨內的各個派係,主要是指以李宗仁、白崇僖為首的桂係。1948年淮海戰役時,中原野戰軍攻占宿縣、切斷徐州和蚌埠的聯係後,蔣介石命令杜聿明打通津浦線,杜聿明要他再增加5個軍,蔣介石說最多隻能增加3個軍。但他這3個軍從哪兒去調呢?當時,東北戰場衛立煌部,已在遼沈戰役中被全殲;華北戰場傅作義部,麵臨東北、華北兩部解放軍,自身難保;西北戰場胡宗南部,被西北解放軍牽製,無法脫身;可調的唯有“華中剿總”白崇僖部。但無論怎樣白崇僖就是不讓蔣介石調,蔣介石又命令他的“天子門生”、“華中剿總”副總司令宋希濂調兵,白崇僖對宋希濂說:徐蚌戰場就是派再多的部隊也挽救不了敗局,不如保存實力,以觀時變。其真實目的是要坐看蔣介石失敗,讓桂係上台,和共產黨“和談”,或與共產黨“劃江而治”。這對於蔣介石確實是釜底抽薪,但這能算是他的“徐蚌會戰”失敗的根本原因嗎?淮海戰場國軍以80萬對共軍70萬的優勢,都感到兵不夠用,再增加3個軍又能挽回敗局嗎?白崇僖也不認這個賬,說“老子把最精銳的黃維兵團十幾萬部隊都派去了,老子是派了兵的。”更何況最高統帥調動不了軍隊,這責任又在於誰呢?

      任何領袖在政治、軍事角逐中,都麵臨著對內、對外兩條戰線。人們常譴責領袖人物對內奪權手段的殘酷,可是我們也要為領袖設身處地考慮,他們若不能通過內部整肅甚至“殘酷鬥爭”,建立權威,統一號令,能取得對外戰線的勝利嗎?毛澤東曾評價蔣介石,“搞民主沒有那個雅量,搞獨裁沒有那個能力”,蔣介石在大陸統治時期從來就沒有實現過真正的“統一號令”。

      當然,國民黨內的派係是曆史形成的,但“黨外有黨,黨內有派”,這是很普遍的現象,就是共產黨的軍隊內,也是有很多“山頭”的。大革命失敗以後,共產黨在各地舉行武裝暴動,形成了紅軍不同的來源,紅軍有一、二、四三個方麵軍以及陝北紅軍幾個“山頭”,一方麵軍是毛澤東的“嫡係”,但在一方麵軍中,又有秋收起義、南昌起義、平江起義、寧都起義以及閩西紅軍、贛南紅軍和以周恩來為首的“軍事專家”等“山頭”。毛澤東在遵義會議成為紅軍最高統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,並未能完全統一號令,在抗戰初期,他為八路軍製定的以山地遊擊戰為主的戰略方針,就受到主張實行以運動戰為主、遊擊戰為輔的周恩來的反對,政治局委員中唯有張聞天支持他,其他如博古、朱德、張國燾、彭德懷等人,都不讚成他的意見;林彪也要求打運動戰,集中力量搞大兵團作戰,反對打遊擊戰;還有許多將領主張“紅軍兵力全部出動,開上去多打幾個漂亮仗。”(《徐向前回憶錄》)平型關雖然取得了殲敵1000餘人的勝利,但八路軍也傷亡600餘人,都是九死一生從長征路上走過來的紅軍啊!這樣打下去,不是要把紅軍的那點寶貴本錢消耗光嗎?難怪蔣介石聽到平型關大捷後,欣喜異常,發電給朱德:“深堪嘉慰,續候佳音。”他高興的並不是八路軍消滅1000日軍,而是日軍打死600八路軍,他的策略就是讓八路軍到日本鬼子槍口下去送死,借日軍之手消滅八路軍;新四軍領導人項英更是因為宗派原因而反對毛澤東。

      眾人不同意毛澤東的觀點,這是很正常的事,因為毛澤東是一座眾人無法企及的高峰;當他一次次在生死關頭拯救了革命,當他決策的正確性被一次次勝利所證明之後,就產生了權威,這種權威就是一種近乎迷信的崇拜,人們認為,隻要跟著他,就一定能獲得革命的勝利。葉劍英曾說:“我們這些人,哪個也不是省油的燈,誰也不服誰,但大家都服毛主席。”平津戰役時,毛澤東命令華北第二兵團截住東撤的國民黨三十五軍,隻有一夜時間,要行軍100多公裏,天下大雨,夜黑路滑,耿飆向楊得誌建議,向主席解釋一下。楊得誌說:“主席發火了。截住三十五軍,大家都好;否則誰也別想過好年。”羅瑞卿把褲腿一卷,脫下鞋子掛在脖子上說:“下餃子。”全體將士冒著零下十幾度的嚴寒,涉水渡河,終將三十五軍包圍在新保安。而這種領袖的權威,是蔣介石從來沒有過的。

      蔣介石講得最多,也是他認為國軍軍事失敗的最主要的原因,是他的將領們指揮不當,每次戰役失敗後,每次召開軍事檢討會議,都要斥責各級指揮官,未能執行他的指令,或執行不力,或畏敵怯戰。的確,軍事統帥的戰略再高明,而不能通過戰場指揮官得到實現,隻能是紙上談兵。然而,戰場指揮官應負指揮失當之責,統帥更應首先承擔用人不當之責,馬謖失街亭被斬,但諸葛亮也自貶三級,並沒有讓馬謖獨自承擔責任。在軍事屢遭失敗之後,國民黨內有人歎息:“人才都跑到共產黨裏去了。”在國民黨高級將領中,除一個白崇僖外,幾乎沒有可以勝任獨當一麵、多謀善斷的統帥型將領。陳誠最多是一個軍長的才具,卻擔任了總參謀長,在1947年東北戰局不利時,又到東北擔任統帥,論吹牛皮林彪不如他,但打仗他怎能是林彪的對手呢?僅5個月,就在國民黨內一片“殺陳誠以謝黨國”的呼聲中,灰溜溜地跑到美國治療“胃潰瘍”去了。胡宗南隻是一個師長、旅長的才具,卻長期手握重兵,擔任西北戰場統帥,占領了延安一座空城後,被吹為立下了不世之功,然而30萬大軍,被彭德懷不到3萬兵,牽製一年,沒有打過一次勝仗。關係到國民黨生死存亡的“徐蚌會戰”的統帥,是蠢豬型的將領劉峙,國軍將領議論:“徐州是南京的大門,不能派一員虎將來,至少也要派一條狗來看守,卻派來一隻豬。”劉峙還自我解嘲道:“古代就有用豬衝陣的戰法。”著名逃跑將軍湯恩伯,1947年5月74師在孟良崮遭殲滅後,被撤去兵團司令職務受到軍法查處,但到7月又升任陸軍代總司令,特別是在解放軍百萬雄師飲馬長江時,又擔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,負責最重要的長江下遊防線,4天就被攻破,後還離不開他,讓他指揮20萬部隊守上海,說固若金湯,堅守6個月不成問題,結果半個月被攻破。杜聿明是國軍中的名將,被稱為“軍事天才”,在國共三大決戰中,兩次臨危受命,但也未見有高明之處,一敗於遼沈,再敗於淮海,攻不能取勝,撤不能全退,終於身陷重圍,當了俘虜。

      蔣介石在1948年3月25日記中寫道:“甚歎今日求一李鴻章、胡林翼、駱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。”其實國民黨中並非“無人”,國民黨軍隊的文化素質普遍高於共產黨軍隊,毛澤東曾多次說過,“我們軍區司令百分之九十都是老粗”,而國民黨軍隊的高級將領和中下級軍官,都畢業於軍校,都有較高的文化,有的還通外文,擅詩詞。“無人”是因為蔣介石無識人之明。許多被他重用的將領,原因說起來也十分可笑:陳誠在黃埔軍校時,一天夜裏睡不著覺,用《三民主義》催眠,被蔣介石查夜看見,認為是個有理想的青年,遂得到終身重用。胡宗南是一次在外麵玩到通宵,回校時睡覺已遲,起床還早,就到操場跑步,被喜歡早起的蔣介石發現。據說這是蔣介石從曾國藩那兒學來的相人術。劉峙受重用的原因則更可笑,是他被認為是一員“福將”。北伐戰爭時,一次劉峙率部到浙江龍潭截擊孫傳芳的部隊,途中火車相撞,傷亡300多人,劉峙的隨從被軋斷雙腿,但劉峙僅額部受輕傷。當劉峙與敵軍戰鬥將要敗退之時,桂永清率援軍趕到,獲得了勝利。北伐軍攻占臨淮關後,部隊奉命後撤,擔任警戒的劉峙沒有接到退卻命令,與潰退的北洋軍閥張宗昌殘部遭遇,順便擊潰了敵軍:劉峙遂有了“福將”之名。他生著胖胖的圓臉,像個彌勒佛,確實是一副福像。讓他擔任“徐蚌會戰”的統帥,就是希望他再一次“福星高照”。徐向前在黃埔軍校畢業時,校長蔣介石與其談話,三言兩語就把他打發掉了,但他沒有想到,幾年之後,就是這個他沒有看上眼的一臉老實巴交相的學生,成了將國軍打得丟盔卸甲的紅四方麵軍的總指揮。蔣介石不重用白崇僖,則是他無用人之能。曹操能用人,是因為曹操有用人之能。而梁山泊第一代領導人王倫,隻能用杜千、宋萬,不能容林衝,第二代領導人晁蓋,被宋江架空,則是他們無用人之能。蔣介石用人,一要聽話服從,二要黃埔嫡係,三要浙江老鄉。這就是他的用人的能力所致。

      與國民黨相比,共產黨軍隊中的確是人才濟濟:彭德懷、林彪、劉伯承、徐向前、粟裕,都是極善謀略的統帥型將領。這是因為毛澤東的知人善任。他讓林彪當東北黨政軍最高領導人,4個中央政治局委員、10幾個中央委員、候補委員當林彪的副手和下級,扭轉了東北局麵。他讓粟裕任華東野戰軍副司令員,卻讓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的陳毅,給粟裕打雜;為了讓粟裕放手指揮淮海戰役,又將陳毅調到中原軍區任副司令員。有人說徐向前是四方麵軍的人,沒有受到毛澤東的重用,其實徐向前從到延安後就一直有病,無法像彭德懷、劉伯承、賀龍、聶榮臻、羅榮恒等人那樣擔負一個戰略區的領導,即使這樣,徐向前還是在戰爭中發揮了很大作用。

      蔣介石還把國軍失敗的原因,歸結於將士不肯效命,全無鬥誌,說國軍是“無信仰、無廉恥、無責任、無知識、無生命、無氣節”的軍隊。國民黨的軍隊確實不能打仗,抗戰時期,有些仗雖也打得很壯烈,但沒有打過幾次勝仗,日本軍隊根本就不把國軍放在眼裏。到解放戰爭時,雖然在數量和裝備上占絕對優勢,卻屢屢被解放軍打敗,尤其到三大戰役之後,幾乎全成了追擊戰對潰逃戰,解放軍大喊一聲“交槍不殺”,就成建製的舉槍投降,解放軍幾個人就能抓成連、成營的俘虜。

      軍隊是軍事統帥實現戰略目標的工具,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”,因此,古今偉大的統帥如孫武、曹操、諸葛亮、嶽飛、戚繼光等,都很重視“治軍”。不善“治軍”的統帥,是無能的統帥,蔣介石就是一個不善治軍的統帥。他不重視軍隊的政治思想工作,隻一味要求將士,“效忠黨國,不成功則成仁”,在黃埔軍校學生畢業典禮上講話,總是赤裸裸的要求學生們去死,“你們的責任就是去死”,而不告訴將士們為了什麽去死;在戰場上被擊斃或自殺,就能得到他的褒獎。他激勵將士的手段,就是頒發勳章和金錢刺激,淮海戰役時,黃伯韜兵團被圍,即將滅亡時,蔣介石派飛機給黃伯韜空投下一枚青天白日勳章,當杜聿明在陳官莊地區被包圍到了彈盡糧絕時,飛機給他空投下來的,不是糧食也不是彈藥,而是上萬份《黃百韜烈士紀念冊》和刊登黃百韜殉國消息的《救國日報》。國軍中原先也有政工部門,但從來就是軍事主官下屬的幕僚機構,1946年6月內戰爆發之時,又從軍中撤出黨部,軍委會政治部改為新聞局,使政工人員在軍隊中更無地位,成了“賣狗皮膏藥的人”。軍統在軍隊中氣焰囂張,常常激化矛盾甚至釀成兵變。蔣介石也弘揚所謂的核心價值觀,但所弘揚的卻是陳腐的“忠義廉恥”,要求官員“必須皆有哲學與修養基礎,能以聖賢自期,而以英雄之魄力以實現聖賢之宗旨”,他以“六藝”(禮、樂、射、禦、書、數)為軍事教育中心,從黃埔軍校一直到台北都是如此。在1949年8月15日,國民黨政權已陷入滅頂之災之際,他還在日記中寫道:“自強自立之道,莫急於興學、養廉,而興學之要,在於窮理致知,實踐篤行;養廉首務,在節約勤儉,敦厚樸素;戒浪費,祛消耗;明禮義,重廉恥。”他這樣要求別人,而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集團,卻在大肆侵吞國家財產、驕奢淫逸,在抗戰那樣艱難的時刻,宋美齡還每天動用空軍飛機,從新疆運駱駝奶,有一本書上(《侍衛官雜記》)說她還用牛奶洗澡,這事也不知是真是假,但至少事出有因,當時送奶工每天給“官邸”送牛奶,成為重慶的一道“風景線”,這說明這個女人在中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時,還在過著極其奢豪的生活;高級將領盜賣軍火,走私禁運物資、與敵人做生意,娶姨太太;中下級軍官克扣軍餉,搜刮民財;軍隊中軍官與士兵等級壁壘,階級分明。這樣的核心價值觀教育又能起什麽作用呢?士兵們倒是普遍接受了共產黨“國軍是為地主打仗”的宣傳,台灣作家王鼎鈞回憶:“內戰後期,國軍官兵談論國軍失敗,像是談別人的事,都幸災樂禍,直到大家都當了解放軍的俘虜。”國軍士兵不能打仗,但被俘虜後成為解放軍,立刻就和解放軍戰士一樣英勇能戰,就是這個原因。

      與蔣介石相比,毛澤東不僅有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,而且善於“治軍”。解放軍是一支突出政治、紀律嚴明、作風優良、能打勝仗的新型的人民軍隊。然而,我們現在常講“牢記初心”,但這支軍隊最初卻並不是我們所說的那種“初心”,而是一支還不如舊軍隊的烏合之眾。所以,毛澤東在秋收起義後向井岡山行進途中,就在三灣對軍隊進行了整頓,將“支部建在連上”,加強了黨對軍隊的領導。初上井岡山,部隊作風散漫,紀律鬆弛,鄉土觀念嚴重,不願到外地打仗,麥秋季節跑回家收麥子。為此,製定了《三大紀律六項注意》,後來又召開了建軍史上具有裏程碑意義的“古田會議”,明確了“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”的性質,對部隊中存在的“單純軍事觀點、個人及本位主義、雇傭軍思想、極端民主化、絕對平均主義、享樂主義、流寇主義”等種種舊軍隊思想和行為,進行了糾正。有什麽樣的統帥,就有什麽樣的軍隊,毛澤東製定的《古田會議決議》,像熊熊爐火,千錘百煉,將黨的軍隊熔鑄成為一支堅不可摧、所向披靡的鐵軍。這個隊伍,有明確的政治目標,知道為了什麽打仗,就是“翻身打老蔣,建立新中國”;作風頑強,紀律嚴明,不怕犧牲,作戰勇敢,不畏艱險,攻堅克難;官兵平等,生活儉樸,沒有私產,不發軍餉,能夠適應任何艱苦甚至人類難以生存的環境;既是戰鬥隊,又是工作隊,又是宣傳隊,與人民血肉相連,得到人民無私的擁戴和支持……蔣介石所建立的嚴重世俗化的軍隊,又怎能戰勝這支具有強烈革命英雄主義、超凡脫俗的神聖化的軍隊呢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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